“苏门六君子”之一的李方叔（1059年—1109年），名廌（zhì），华州（今陕西华县）人。他比苏轼小22岁，年轻时与苏轼相识后，便自称“门人”，尊称苏轼为“苏公”。苏轼爱才惜才，对李方叔的才学非常赏识，时时予以点拨；对他的生活也非常关心，常常慷慨相助。

不过，有意思的是，对于李方叔“越过边界”的请求，苏轼总是坚定拒绝，并及时加以劝诫。这种边界感，非但没有影响两人的友情，反而让两人成为一生的师友。

相勉于道可以，相引于利不可

李方叔能结识苏轼，要感谢自己的父亲李惇。李惇，字宪仲，“贤而有文”，人品和文学都很不错。1057年，他与苏轼同榜中进士，有同年之谊。不过，李惇未及做官，中第后八年就去世了，留下六岁的儿子李方叔。

虽然没有了父亲的关爱和督促，有志气的李方叔仍然勤奋读书，“以学问称乡里”。他早就听说，自己的父亲有位文章甲天下的同学，姓苏名轼。苦读多年，到了参加科举考试的年龄，李方叔盼望有名家能评点一下自己的文章，一方面提高自己的学问，一方面也结识贵人，以作引荐。

苏轼当时谪居黄州，相距遥远，1081年冬天，刚过二十岁的李方叔背上自己文章诗赋，一路跋涉，从家乡来到了黄州。

在古代，科举“同年”是非常不一般的关系，苏轼对同学的孩子，自然另眼相看。据《宋史》，苏轼热情接待了这位年轻人，与其促膝长谈。聊到已经去世的老同学，苏轼唏嘘不已。但当他打开李方叔带来的文章，浏览一番后，又高兴起来。他抚着李方叔的背说：“你的文章，意境开阔，畅快淋漓，有飞沙走石之势。将来，你的才学必然万人莫敌。”

这次会面，李方叔得到了大文豪苏轼的认可，成了苏门的学生。但相聚的时光短暂，辞别老师返回故乡后，更多的时候，李方叔只能通过书信向老师请教。

苏轼也不遗余力地帮助他的学业。一是勉励他刻苦攻读。苏轼希望他合理分配时间：暑热之天，平时要闭门著述，得闲时再与其他文人唱和谈论，既享受读书作文的乐趣，又能快速提高。李方叔寄来的文章，苏轼阅读后也加以鼓励：“丰容隽壮，甚可贵也。有文如此，何忧不达？”二是为他介绍学友，以资切磋。苏轼得知李方叔可能参加当届秋试，在祝愿他顺利过关的同时，又告诉他：“我的侄婿王子立，近日由黄州往彭城去。明年或许能和你在考场中相见。此人品德、学问皆有过人处，你可以与他交流学业。”三是向朋友推荐他的文章，提高知名度。苏轼认为自己与李方叔相知已久，有义务让文坛的朋友们也了解这位年轻人的才华。苏轼在信中推介李方叔：“笔势澜翻，已有漂砂走石之势，常识之否？”还向朋友展示李方叔的文章，毫不吝惜赞言之辞。

这些都是学问上的帮助，苏轼认为是与李方叔“相勉于道”。但当李方叔请托苏轼为其引荐高官显贵，以获得科举、仕途上的捷径时。苏轼当即回绝，表示自己绝不能“相引于利”。

苏轼以前辈的语气告诫他：“你的文章不错，现在应该做的是安贫守道，不断长进自己的品德和学业。至于富贵，岂是我苏轼的绵薄之力所能办到的。”末了又说：“我说的是实话，你现在不能接受，以后也当理解我的苦心。（鄙言拙直，久乃信尔）”

虽然屡加劝告，但年轻气盛、急于获取功名的李方叔一时不能理解。在这位学子看来，苏轼名冠天下，向有权势的人推荐我，不就是动动嘴的事吗？所以，他后来多次写信给苏轼，甚至流露出怨望之意。

苏轼可不惯着他。他写了一封态度严肃的长信《与李方叔书》，义正词严地表达了自己“实至则名随之，非力致也”的观点。首先，你的文章不错，但并非无可挑剔。比如《兵鉴》，读至终篇，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今后继续努力；其次，要做既有才学，也有道德的君子。人才不会被埋没，机缘合适，自然能够成名，刻意追求则欲速不达；而且，我这个人从来不独立推荐后辈，只有大家一致认可的才俊，我才会联名引荐。比如陈师道，在京师多年，很少主动结识贵人。中丞傅钦之、侍郎孙莘老觉得此人难得，于是和我共同推荐，他这才得了一个官。苏轼最后说：“官位爵禄，只有皇帝才能予取予夺。即便贵如丞相，也不敢对谁打包票，何况人微言轻的我呢。”

对年轻人，不能一味否定。批评了李方叔后，苏轼仍不忘激励一番：“我的朋友秦少游最近写信来，说你的文章越发好了。圣明的君主招揽人才还来不及呢，怎么会丢弃不顾呢？你一定要信道自守，功名一定会不求自至。”

求引荐不成，李方叔还曾向苏轼求字。苏轼知道他不过是想在众人面前自抬身价，因此没有答应：“天气热，我既不饮酒，所以也很少写字。偶尔写一两幅，也很快就被别人拿走了。我不希望你也搜求名人字画。”

捐资出力可以，写文相谀不可

话说李方叔从黄州回到家乡，刻苦攻读之余，另一件事情浮上他的心头。因为家境清贫，他的祖母、父亲、母亲、前母去世后，都没来得及安葬。李方叔认为这是不孝，但自己的积蓄又不够，于是多方求助，想尽快完成这件大事。他又一次想到了苏轼。

此时，李方叔在阳翟（今河南禹州），而苏轼在南京（今河南商丘），距离不算远。李方叔登门拜访苏轼，诉说了自己的窘境。苏轼是个有同情心的人，朋友有困难时绝不会袖手旁观。正好，不久前一位老朋友赠给自己绢十匹、丝百两（宋代，绢和丝是硬通货），以备将来到宜兴养老之用。苏轼当即把这些物品转赠给李方叔，说：“这是一位仁义之人送给我的，你拿去变卖，应该能帮助你完成夙愿。你文采闪耀，气节不凡，将来必能有所作为！”后来，苏轼还赠送李方叔良马一匹，为了方便他出售，还特意写了《赠李方叔赐马券》：“李方叔未有马，故以赠之。又恐方叔别获嘉马，不免卖此，故为出公据。”都是慷慨资助的证据。

除了捐资，苏轼还以文字相助。他应李方叔的请求，为其父李惇的丧事写了《李宪仲哀词》：“念我同年生，意长日月短……推衣助孝子，一溉滋汤旱。”交与李方叔带回。

苏轼之所以肯写哀词相送，是因为自己与李方叔的父亲关系不一般，而且这种文体完全是个人情感的表达，不涉及对逝者的公开评价。但当李方叔又提出进一步的要求，恳请他为自己先人撰写墓志铭时，这就与苏轼的原则抵触了。苏轼看来：墓志铭是对人一生的总结，像史书一样，是要示之当世、传之后人的。子孙们为了体现孝心，都希望将先辈们拔高一些，越高大上越好，如果迎合他们，那就是“谀墓”。做人正直，作文也不说假话的苏轼，不愿意做这样的事。

苏轼当即复信回绝：“我理解你的孝心。但我一般不为人写墓铭、墓志。近日为司马光作行状、书墓志，是因为他曾经为我先母写过墓铭，有来必有往，我不能不回报。其他请托我的人，不管以什么理由，我都一一拒绝。很抱歉无法为你开这个口子，但我想您会理解我的。”回答得有理有据。

执着的李方叔仍然没有死心，既然墓志不可以，但阡表（刻于墓道石碑上的纪念文字，亦称墓表）总可以了吧，于是他又写信来求。苏轼没有因为他是老同学的儿子，而且一再请求而放弃自己的边界。他拒绝道：“阡表与墓志，名异而实同。恕我不能从命，勿怪！勿怪！”为了堵住李方叔的嘴，苏轼又说：“不仅是铭、志这一类，我不敢写。就是诗、赋、赞、咏，我也不敢下笔。”不给对方留一点幻想。

连续拒绝李方叔多次后，重情义的苏轼思前想后，也于心不忍。特别是想到李方叔年纪轻轻就办这样的大事，非常不容易，自己应该做点什么，以“少慰孝子之心”。于是派自己的儿子苏迈，代表苏氏家人登门吊祭。这样两家人的情谊、面子也都照顾到了。

平等交流可以，拔高吹捧不可

苏轼为人谦和淡泊，不爱慕虚荣。对待晚辈朋友，也是平等相待，从来不愿意他们吹捧自己。

1085年，苏轼东山再起，后任翰林学士、知制诰，进入权力中心。李方叔也深深地为老师感到荣耀。为表祝贺，他作《金銮赋》以及《上翰林眉山先生苏公》长诗，有“惟超然之先生，冠百世而称杰”“文章鲜俪于古今，德行争光于日月”“高才映今古，妙学洞天人”“百神怀景福，万化入鸿钧”等句。可以说极尽夸奖。

这分明是把自己往火坑里推，在苏轼看来：“朋友们用华丽的文字夸我，不是爱我，是在害我啊。”因此，收到这些歌功颂德的诗赋后，他没有感到高兴，立即回信批评：“前日所赠高文，虽然极为华丽，但粉饰得太过了。我没有你的文章说得那样好。”

苏轼之所以对李方叔的大肆赞美不感冒，一是由于性格中的谦虚，苏轼的文章名满天下，但他认为这不过是“虚名过实”，自己实际上“朽钝不能副其求”。二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在朝廷中，他曾因为虚名，屡屡为同僚嫉妒、中伤。因此，苏轼拒绝张扬，在经历过乌台诗案、黄州贬谪后，他更懂得低调的重要。将“百世”“古今”“日月”这些辞藻用在自己身上，不异于将自己树为引人攻击的靶子。

有边界感的友情才能持久。因为这些事情，李方叔对苏轼更加敬重了。后来虽然发生过苏轼任主考、自己落第，以及险受苏轼案牵连的事情，他也始终追随苏公。

苏轼去世后，李方叔哭得很伤心，说：“吾愧不能死知己。至于事师之勤，渠敢以生死为间！”师生之情绝不因生死而断绝。当时，为苏公作祭文的人很多，但人们认为数他的最为情真意切：“皇天后土，鉴一生忠义之心；名山大川，还万古英灵之气。”

两人的师友情，经历住了时间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