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西师，即西南师范大学的简称，至少在“合校”诞生西南大学之前，这是一个人尽皆知的名称。在我心目中，西师不仅仅是一所大学，它本身就是一座城市，拥有城市的许多结构，例如各种商店、银行，附属的中小学、幼儿园，以及医院、工厂、果园、奶牛场，也包括那些身份来源复杂的社区居民，甚至还有属于学校的各处风景名胜，这都属于类似城市的组织形态。

当然这并不奇怪，很多国家单位都有着类似的组织结构，学校如此，工厂也如此。只是西师实在面积巨大，内部单位繁多，校园里居民众多，这样的印象也就特别深刻。

我在北碚外婆家长大，外婆家就在西师附近，所以我从小就对这个庞大的学校满怀好奇。西师面积广大，单是围墙就翻山越岭，经由北碚城边缘一直绵延向前，从天星桥一路过来，跨越水岚垭，穿过文星湾直奔团山堡，在马鞍溪人迹罕至的河谷边继续推进，一眼看不到头。小时候，二舅时常带我去马鞍溪捞鱼或垂钓，我们沿荆棘丛生的河谷走了好几个小时，还能够看见旁边山坡上耸立的围墙。我总是问二舅：“围墙里面是哪里？”二舅不假思索地回答说：“西师，还是西师！”那时候，望着这高高的山岭上起伏的围墙，我有一种从图片上仰视万里长城的感觉，那么高大，那么雄伟。

西师的围墙离外婆家也就二三十米，我上学的大明小学也与西师仅一墙之隔，于是我常常跟随小伙伴的脚步溜进去“探险”。大约是20世纪70年代初，西师搬迁去了梁平等地，校址由内迁的“哈军工”使用，校内人不多，大量的楼房都闲置一旁，空空荡荡。我们在一栋栋空无一人的大楼里跑来跑去，听着自己脚步的回声，有点兴奋，也有点害怕。有一次，一位“孩子王”得意地宣布，在操场的看台附近发现了一个隧洞，只有勇敢的人才能走过去。大家面面相觑，都不愿承认自己是胆小鬼，于是相约前去探险。西师的操场背靠一座巨大的山岭，沿着山岭开凿了好几处防空洞，一般都铁栅栏紧锁，但有一处隧洞却敞开着。我们手挽手地往洞里走，最初一段还有光亮，能够隐约看见脚下的道路，越往深处走就越黑暗，到中间一段就完全看不见了，大家心中非常恐惧，只有左右牵着的手还能给人一点安慰。不多一会儿，突然眼前又透出了一些光亮，让人眼睛很不适应。光亮越来越大，我们发现已经走到了隧洞的另一边。这短短的十来分钟，我们体验了光明与黑暗，就仿佛一次生与死的切换一样，尽管年幼的我们并不真的懂得什么是生死。从此以后，这个地方成了考验“新入伙”的小玩伴的首选，只有敢于接受隧洞挑战的玩伴才能得到大家的认可。

神秘如中世纪城堡的西师就这样在我们心中树立着自己巍峨的形象。

西师地处北碚，不过其中包含的一切，人与物与事都各自独立存在，与围墙外的这个城市似乎没有太大的关系。围墙外、山岭下的人们对其中正在发生的一切不无神往。我的童年时代，这里是主要观看露天电影的地方，而且上映的都是大家盼望已久的影片，它不仅及时满足了人们的渴求，而且还常常奉献一些额外的“惊喜”。例如，1976年电影《金光大道》第二部公映，西师就在操场上连映两场，不仅有第二部，还重新放映了第一部，北碚附近的居民不仅看了电影，而且被西师的气魄折服。20世纪80年代初，西师修建了一处圆顶食堂，四围皆窗，宽敞明亮，如同一个巨大的蒙古包，这个造型在普遍采用红砖青瓦建筑的年代有点奢侈，引起了周边居民的羡慕，二舅参观后回到家感叹了好几天：“西师真有钱啊，食堂也盖得这样讲究！”西师有钱，总是完成一些超越北碚人民想象的事情，这就是当时的普遍共识，尽管其中可能多有误读。

二

1989年7月，我毕业后到西师工作，为了找到一间合适的住房，在校内多方打听，四处寻觅。因为不符合单人居住的条件，我一次又一次被房产科拒绝，不过却也因此参观了许多形态各异的教师宿舍。在游走校园的过程中，我惊讶地发现，这里的宿舍并不是只有单元房或筒子楼这样典型的样式，西师操场旁边的“爱情火焰山”附近就矗立着一排排青瓦黄墙的小平房，犹如民国时期的郊外别墅。这里居校园丘陵地带，满目苍翠，又可以居高临下，近瞰校园风光，远眺缙云山山峦，真可谓是“林中雅舍”。从文星湾小校门进去左拐，是一排排的红砖平房，退级设计，每家每户都有屋前的院坝，傍晚总有人支一张小桌就餐，夏天则一边观天赏月，一边纳凉聊天。这份惬意正是我外婆家景象的再现，所以好几次路过此地，都会情不自禁地驻足呆看，仿佛时光穿越，梦回童年。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去柑橘研究所附近某位老师家拜访，刚刚转过一片柑橘林，就见到了一座近代四川民居式的住宅，三面合围，朝阳而立，青砖灰瓦，小巧精致。顺着民居的正面看过去，是一大排郁郁葱葱的树林，树林顺坡往下，则是蜿蜒曲折的马鞍溪，马鞍溪的对岸又是一大片原生态的风景，一处陡峭的岩石，上面飞瀑直下。童年的我就常常随同二舅在下面的小溪里捕鱼，也在这处瀑布下面的水潭中垂钓。那个时候，从未想到还可以站在这里从这个角度观看风景，更没有想到风景还可能以这样的方式展现在住宅的面前。看来西师的老师不仅生活在巨大的“城堡”中，而且置身于梦幻般的仙境里！

当然，几经折腾，我还是没有能够找到一处可以安身的居所。因为“城堡”太大，其管理必须井然有序，我们都得面对一丝不苟的管理人员。结婚成家、有孩子同住、职称级别，这都是逐级上升的分房条件。房产科人员都必须铁面无私，否则也难以面对五花八门的要求，我好像也找不出充足的理由来为自己争取一间别墅式的风景雅舍。

没有风景中的雅舍也并不是一件多么绝望的事情，因为当年的西师，就如同一个城市的景观布局，到处点缀着巧心安排的“名胜”，几处学生宿舍分别以桃园、李园、橘园、杏园命名，尽显四季飘香的果林风光；行政楼旁边的紫藤架，一到春天，紫藤花便瀑布般地倾泻而下，煞是壮观；桃花山教师宿舍区，每年桃花盛开，姹紫嫣红；校内还有些引人想象的所在，如大校门体育场旁边的“野猪林”，时有体育系的壮汉舞枪弄棍、挥鞭走剑；数学系前面是一大片高耸云天的香樟林，林下野花烂漫；在文学院和桃花山之间还有过一湾翠绿，花木繁盛，流水潺潺，我称之为“九寨沟”。

西师人都生活在同一个“城堡”之中，彼此也没有那么大的距离，日常呼朋唤友、雅集酬唱，都是常态。团山堡的芋儿鸡、胜利街的老鸭汤、天生桥的香辣干锅、北碚码头的河鲜，还有天奇大厦楼顶花园的清茶、上岛咖啡的炒饭快餐，包括在校内的桂园、禾丰楼餐厅小聚，都蛮有兴味，大家谈天说地，毫无芥蒂。重庆人的直率、耿直在这种场景中尽情发挥，“城堡”的共同体意识和嘉陵江的码头文化相互融合，消解了知识分子的酸腐和造作，让人沉醉。后来我到成都工作，遇到了在平原商业文化中生活的同事，每次谈事都坚持到街头咖啡馆，以各种理由拒绝我踏入他的家门，真让我极度不适应。后来想想，这两者的差异大概就是码头文化与商业文化的不同，也是“城堡”共同体与市民个体性的不同，而我，已经习惯了“城堡”意识的熏染。

三

西师有“城堡”的气势，也就有了“城堡”的性格。在这里，围墙封锁了沟沟壑壑，绿荫掩映了荆棘丛生，在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地界，可能也会多一些彼此的碰撞与人际的锋芒。刚到西师不久，我到一位老师家串门，突然听见对面楼上传来声嘶力竭的咆哮，循声望去，但见一衣冠楚楚的男子兀立窗前，勇赴刑场一般凛然演讲，慷慨激昂，义正词严，内容则不辨西东，隐晦难懂。同事解释说，不要见怪，他在“文革”年代精神失常了。后来读《吴宓日记》，其中以文学的精细为我们描绘了大量惊心动魄的西师故事，也大体明白了这堡垒中的内耗曾经是何等的严重而持久。

城堡之中，“堡主”的话语权可能会多一点，民国时代清华梅贻琦式的协商平衡未必适用于这个地方，在山峦叠嶂、沟壑纵横的地带也未必管用。这也是“城堡”性格显而易见的弱点，不过我还是愿意记录下它的优点和温暖。20世纪90年代初，我刚好符合这里科研破格的要求，有机会顺利晋级职称。那个年代，职称评审是一件大事，几乎每个申报者都会找机会去申说自己的优势，以博得人事处的重视和专家的好评。刚到西师不久的我，却完全摸不着北，自始至终也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去找什么人，就这样懵懵懂懂地评了职称。没想到，事后却传来了人事处宋处长的一个评价：“此人从未因为职称找过我们，这样的人正是我们人事工作应该关心的对象。”说实话，这话真让我有点受宠若惊，因为“找”与“不找”于我而言可能都是偶然的，我当时未必有什么深思熟虑的操行考虑，但这位人事处处长的话却让我颇为动容。

西师统战部的傅部长也是一位令人尊敬的领导。因为我参加了民盟，傅部长经常远远看见我就专门停下来问这问那，话题都不离要求进步、参政议政等重大内容，有时候我难以立即作出回应，所以有一段时间，我有点怕遇到傅部长，担心不能达到她新的政治要求，辜负了她的信任。但是，这位傅部长却丝毫也不介意，对我的“进步”历程表现出了极大的耐心，有时候几乎是循循善诱地为我分析专家学者应该怎么“进步”，而“进步”也并不是一种额外的负担，它可以推动学者的成长和发展。在傅部长坚持不懈的推动下，我竟然从一位普通的学者成长为民盟西南大学的主委，还遵循着她所描述的“进步”路线，进入政协参政议政了。当然，直到我决定离开西师返回母校北京师范大学工作的时候，依然心存猜测，这就是一位忠于职守的老干部的工作本能吧，归根到底她是在为她工作的部门尽一份责任。如果有一天她发现我还是告别了西师，所有这些努力可能不仅不能为她增添光彩，反而会影响上级对她工作的评价。到那时，我们的友谊可能也就自然结束了，这在我来说颇有歉意，但却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不久，我还是回到了北师大，从托运行李北上的那一天开始，我似乎又回到了刚刚认识傅部长的那一天，有点不敢面对她，甚至刻意躲着她。但是，傅部长再次超出了我的推测，就在我回到北师大那一年的冬天，她利用出差的机会专程到北师大家中找我，推心置腹地继续和我聊“进步”，聊学者的参政议政，只是自始至终也没有提到我离开西师的事情，仿佛我还是西师的一员，还在西师统战部的关照之下。第二年，在北师大的一次民主党派活动中，北师大党委统战部部长告诉我，傅部长曾经专门给她打电话，向北师大郑重推荐我。那一刻，我不知道该怎么描述我心中的感受，我想到鲁迅说过的话：“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直到这时，我才承认自己可能并不真正理解傅部长，在她尽责工作的背后，更有一种对“人”的关怀和认知，就是这样的境界让她超越了一般的政绩追求，释放出一种人性深处的温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