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二二年七月，为了去北京，我不得不先去厦门，等待手机上的黄码转绿，预计要七天时间。那时有很多人这样做，为了去北京，先去其他地方等待。本来是很荒唐的事，但我有从小就认识的朋友住在厦门，一直说要去那里找她，却拖了十几年，没想到因为这样的原因突然成行，也很高兴。我住在朋友家里，她白天总是不在，房子却非常大，每天上午我独自在家，试图写小说，就是眼下的《永结无情游》。刚刚开始，千头万绪。那时写下的段落，后来全都作废了。

最初我想写的是一场始于九十年代初，止于二〇〇〇年的教育改革，我本身是这场改革的受益者。后来我明白，所谓受益，并非真正成为有用的人才，而是在人生比较早的阶段，习得有关自由平等的观念，因而受益终身。在小说的准备阶段，我曾与过去的几位老师和同学有过长谈，获得修正记忆时不同的进入方式。然而当小说真正展开以后，故事与人物都具备了动能，朝着其他方向发展。准备阶段积累的素材几乎都没有用上，但始于九十年代的愿望形成一种基调，始终弥漫其中。

二〇二二年八月，我从厦门来到北京，见了一位朋友。那段时间公共场所普遍还没有开放，我们的包里装着零食和水，在街边绿地聊天。蚊子猖獗，但植物美丽，空气透亮，非常干净，甚至安静，是一个相当短暂的时期，很快就被人遗忘。

“要创作出能活过这个时代的作品啊。”朋友坐在长椅上说。

这句话在当时的情境下曾给予我很大的安慰和鼓励。至今三年过去，我们共同经历的是社会、精神和身体的康复过程。我的内心完成了一趟更迭。此刻我是怎么看待时代的，很难讲，但和三年前肯定不同。朋友不久后就离开了北京，我们没有再见过面，也很少彼此问候。我和人的关系常常变成这样，珍贵的东西被掩埋至深处，于是物理形态渐渐不复存在。

我不认为这是好的，想要改变。

将“永结无情游”作为书名是在小说还不具备形态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了，不完全是因为诗句本身的含义，但这句话被一位朋友用作签名档很多年。我为老朋友们写了这个小说，写的却是友谊的失败，以及未曾间断的后悔和自省。我直到这几年才明白，友谊并不长存，而是在激流与断裂中，承接出彼此的灰心。

2025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