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念抗战胜利八十周年的今天，重温郑振铎和他的朋友们在上海的文化抗战，是对我们民族信念的坚守。”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吴真告诉记者。近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推出了她的专著《暗斗：一个书生的文化抗战》，她在接受文汇报记者专访时说，书中大量运用了日记、年谱、书信、书画题跋、回忆录、档案文献等第一手资料来呈现中国现代文学家郑振铎有勇有谋、坚韧不拔的文化抗战，努力勾连起“文献保存同志会”（简称“文保会”）、开明书店文人圈、个体书商等组成的“抗战群像”。

历时十五年深入日本各大图书馆、藏书机构，挖掘众多日方保存的文献资料，吴真在《暗斗:一个书生的文化抗战》一书中，力图重现一介书生郑振铎从1937年至1945年留守上海的人生经历。如何为国家抢救珍本古籍，如何与“文献保存同志会”诸同仁相互支持、共同应对危险处境和复杂局面，如何机智勇毅地周旋于各方势力之间、坚守在文化抗战的第一线——他们为国家赓续文化血脉，于乱世彰显民族大义。

“为什么留居在上海？我不能逃避责任”

“日军侵华期间，对中国文物文献的掠夺是有组织、有计划的行动，日军在每一个师团均配备‘兵要地志资料班’，在未占领以前已经打探清楚，拟出‘接收’（没收）清单，一伺占领，立即展开掠夺。”吴真告诉记者，当她看到日本文献档案对“接收”的清晰记录时，内心震惊而沉重。2009年，吴真赴日本东京大学做博士后研究，她在图书馆查阅资料时，偶然发现日军随军记者写的《广东战后报告》，涉及广州各大学的图书被日军损毁的情况，从此她开始关注抗战时期中国各大公立图书馆被劫图书情况。

2012年春，吴真博士后出站时，电脑里已存超过10G的“中国被劫图书”文档。从2013到2019年，她每年寒暑假到日本访学，从事古代戏曲文献的专业研究，同时追查中国被劫图书资料。这两条不同的研究路径渐渐地聚焦于一位文化大家郑振铎。从2015年开始，她决定从“书籍史”与“抗战史”的角度深入追踪郑振铎的文化抗战。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郑振铎任教的暨南大学坚持在上海办学，时任文学院院长的他决定，不躲藏、不撤退，留居上海，文化抗战，等待天亮。“足足八年间，我为什么留居在上海？时时刻刻都有危险，时时刻刻都在恐怖中，时时刻刻都在敌人魔手的巨影里生活着，然而我不能走……我不能逃避我的责任。”“前四年，我耗心力于罗致、访求文献，后四年，我尽力于保全、整理那些已经得到的文献。”吴真告诉记者，当她在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等查阅了大量有关资料，她更加深切地理解郑振铎在《求书日录》中写下的肺腑之言，感受到当年他在“危难、艰苦、恐怖、纷扰的环境中”保护中国古籍文献的艰苦卓绝与重要价值。他为自己选择的报国途径是“收异书于兵荒马乱之世，守文献于秦火鲁壁之际”。

“保全民族文献，一息尚存，决不放下”

“暗斗”既是一个人的抗战史，也是书生报国的人物群像。面对日本侵华战火蔓延，多方势力角逐上海的复杂历史状况，如何梳理出郑振铎文化抗战的线索？在纷繁的资料中描述郑振铎抢救文献典籍的主线？吴真告诉记者：“在听取责编的建议后，我放弃了已经写好的4万多字‘论文体’，重新明晰了时间线，将郑振铎抗战八年的生命史作为本书重点。”

当时上海各大图书馆成为日寇炮火袭击的目标，著名大学及文化机构均遭破坏，公家劫余残书，旧族私家藏书也散落于市面。眼看着大量珍贵古籍在战火中遭受空前洗劫，郑振铎忧心如焚。他在《求书日录》中写道：“我要把这保全民族文献的一部分担子挑在自己的肩上，一息尚存，决不放下。”

1938年，郑振铎听说稀世孤本《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惊现于市，他立即行动与友人共同努力，集资购得珍品，后收归国有。吴真在专著的“古书局中局”中披露了“孤本”从发现到收购的过程。1940年1月，郑振铎联合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暨南大学校长何炳松、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等，秘密组成“文献保存同志会”，抢救散佚的古籍文献。

当年上海的文化中心有两个主要关系网络：一个是学者、作家与出版界，另一个是收藏家与古旧书业、图书馆界，郑振铎是这两个关系网络的中心人物之一。他在愚园路的家，成为正直的开明书店人以及留守知识分子的聚集地，他与“文保会”等友人同敌人展开没有刀枪的暗战。1940年9月1日，郑振铎致“文保会”成员张寿镛的信中说：“为国家保存文化，如在战场上作战，只有向前，决无逃避。”他经常冒着危险，以个人名义进行秘密交易，收购文献古籍，开展文化抢救工作。他和“文保会”在上海抢救洽购的古籍，既有如皇冠明珠的宋元珍本，更有构筑国家文献基本库藏的史料文本。

为防止被敌人发现，1940年开始，他们将陆续访购的几万册古籍分藏在四个不同地方。1941年6月，郑振铎利用上海中国书店的外埠邮购书籍业务，将抢救下来的3200多部善本古籍，分装成近3000个邮包，全部运往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保存。后来香港也沦陷，这批古籍不幸落入日军手中，被作为战利品运回日本。难能可贵的是郑振铎发送邮包前，细心编制了所有书籍的目录，记录着版本、题跋等具体信息。他的细致工作最终成为抗战胜利后，中国政府向日本追索古籍的关键铁证。1947年5月，这批古籍终于回到上海，重归祖国的怀抱。

郑振铎在《蛰居散记》中，表达了他对中国书店等书业同仁的感谢:“在这悠久的八年里，他们没有泄露过一句话。”他们掩护了郑振铎，利用民间商运躲避了敌寇追查，打通了一条隐秘的“孤岛书路”。

让吴真感到特别幸运的是，从未面世的郑振铎1939年日记于2023年底现身上海，郑振铎的后人郑炜昊为她提供了日记的清晰图片，呈现郑振铎文化抗战更完整的鲜活材料。这些资料不仅揭露了日寇对中国书籍的文化暴行，也是书籍史和抗日战争史上的珍贵史料。

郑振铎写于1949年的文章中有过总结：“抗战中为国家得宋元善本、明清精椠一万五千余种。”“一种”古籍可能是几十册，也可能是上百册。“根据档案资料做了统计，郑振铎和他的友人们在上海保护了六万多册善本古籍。完成这本著作，也是我对自己从青年到中年的十五年研究与访书经历的真实记录。”吴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