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1月，全国高校文科统编教材《中国现代文学史》（唐弢主编）编写组成员摄于中共中央党校。前排左起：刘泮溪、刘绶松、唐弢、王瑶、李文保。后排左起：万平近、严家炎、樊骏、吴子敏、许志英、黄曼君、张恩和、蔡清富、王德宽、陈子艾、吕启祥。

曾给《文汇报》“笔会”写过四篇关于买旧书的随笔，一篇是记自己在华东师大中山校区后门遇到一家收旧货的店铺，在那里买到了上海工人作家唐克新的一批手稿（《路边书店》2018年4月3日刊发）；还有一篇是记自己在台北买旧书的故事（《到台北，去买书——台北访书记》2010年11月29日刊发）；另外一篇是关于导师钱谷融先生相赠的藏书以及在网上看到钱先生藏书在出售（《聚书的忧喜》2013年4月29日刊发）；最后一篇是关于今年春天在上海一家卖旧家具的店铺，买到了一批王元化先生的藏书（《新年买旧书》2025年2月19日刊发）。我好像冥冥之中对旧书情有独钟，每次去旧书店，总有一些意外的收获。这种运气只能说是碰巧了，而自己逛旧书店，纯粹是习惯而已，与风雅没有关系，与捡漏发财也没有关系。买来的旧书都堆在家里客厅、书房和学校的办公室，有时会翻翻看看。从八十年代读大学开始，我就喜欢抽时间去旧书店逛逛，尤其是下雨天，人比较少，是出行的好时机。今年五月参加上海书店的一次活动，主持人问我最近有没有买到什么旧书？我想了想告诉他，是买到了一部有意思的旧书。

这部书是唐弢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册（讨论稿）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两册。我不清楚现在有几位朋友藏有这套讨论稿。问了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的朋友，那里可能也没有这套讨论稿。我是四月份去沪上一所大学参加研讨会，上午开完会，下午学生陪了去附近的旧书店。那天风雨大作，进了店门，书架边堆有一大堆旧书，我从里面检出了唐弢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册（讨论稿）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花了一百五十元买下。

买这书的目的，主要是好奇。唐弢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是我八十年代读中文系时，老师指定的课堂教材。教我们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老师是方仁念女士，那时她刚从美国探亲回来，与哥大的夏志清先生有联系。讲课时，方老师喜欢用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作对照，补充一些唐弢先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不提的作家作品。这部讨论稿我倒是从来没见过。唐弢先生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问题》一文中回忆说，他主编这部讨论稿是1961年开始的，而这套讨论稿封面上印有1964年3月的字样。参与讨论稿定稿工作的樊骏先生在《编撰〈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若干背景材料》一文中说，这部《中国现代文学史》原先是文学所何其芳先生要求搞的，唐弢先生只是顾问，后来高教部要编教材了，经过整合，到1961年初确定由唐弢担任主编。经过两年的努力，终于形成了讨论稿。这讨论稿也是多人撰写，最后是由北大中文系的严家炎以及文学所的樊骏和路坎三人定稿。严家炎先生在《悼念文学史家唐弢先生》一文中，有相同的表述。张恩和先生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的一些情况》一文中，配有一张编写组的集体合影。讨论稿发放国内相关专家和研究机构征求意见，但不久“文革”爆发，此事就不了了之。后来出版的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是粉碎“四人帮”后重新编写的，但讨论稿的痕迹并没有全部消失，如鲁迅、郭沫若、茅盾的部分章节的论述是非常明显的。讨论稿的鲁迅部分，是唐弢先生自己撰写的。但有一些讨论稿的内容后来出版时就全部删除了。如第六章论及三十年代左翼文学时，讨论稿介绍了1936年的新启蒙运动，以此作为现代文学史的思想背景。但后来出版时，没有了。另外是关于周作人的论述。讨论稿中至少有四五处提及周作人的名字，主要集中在五四时期的文学翻译与文学社团部分。在介绍“语丝派”时，有一段专门的文字评价周作人散文特点。唐弢先生对周作人散文的文学评价是比较高的，收入《唐弢文集》第九卷中的《关于周作人》一文，集中体现了唐弢对周作人的看法，文章后面还附有1949年7月4日周作人致周恩来总理的一封信。唐弢在文章中说，这封信是1950年召开全国文物会议时，郑振铎从周总理那里拿来的，估计周作人发信也是考虑再三，1949年7月写的信，到1950年才发出。从1964年3月定稿的讨论稿中，可以看到唐弢先生还是将周作人的名字列入其中，但论述文字比较谨慎，言简意赅，点到为止。

我关心自己买到的这部讨论稿原来的主人是谁。讨论稿最后有铅笔写着“胡裕树？周斌武？”以及一百五十元标价，估计这书是从这两家中的一家收购来的。胡裕树、周斌武都是复旦中文系教授，一位教语言学，一位教古代汉语。我问复旦中文系的陈思和教授，他觉得有可能是从胡裕树先生家出来的，因为胡裕树先生做过复旦中文系主任，讨论稿有可能送到复旦中文系征求意见，胡裕树先生作为复旦中文系领导，提供了自己的看法。讨论稿上密密麻麻，有铅笔、黑墨水笔和红笔写出的批注，熟悉胡裕树先生字迹的复旦同仁应该是认得出来的。让我感慨的是审读者极其认真，逐字逐句斟酌，连标点符号都不放过。有些文字和标点符号上的错误，都用铅笔改过。讨论稿中列出的作家作品，都核对了原始出处，用铅笔或水笔标出发表年月和期刊名称。比较重要的几处意见，分别用不同颜色的笔批注在边上。如第一章鲁迅（上）中，就建议对鲁迅“灵台无计逃神矢”一首诗，论述上应该放到后面展开。女作家庐隐的生卒年月，审读者认为讨论稿错了，应该是1935年而不是1934年逝世的。还有像讨论稿中批判“第三种人”时，提到托派分子徐行的言论，用红笔批注“徐行此人还在甘肃，经审查，不是托派”等。至于第六章“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对具体论述，有打“×”的，可能表示不满意，也有打“√”的，估计是认同的。

有意思的是，审读者用一张《辞海》的信笺，将一些重要作家的名字全部列出来，夹在讨论稿的目录页前。这张列有作家名字的便笺是六十年代《辞海》的专用稿纸，这种稿纸估计现在已经很少能见到了。这也是旧书中附带而来的馈赠品，让人高兴。

2025年6月于沪西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