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乎可以肯定的是，越是在历史的曲折幽深和现实的漩涡惊骇之中，往往越是能够见证人性的犹疑及纽结，更能见出精神的持守与灵魂的质地。王昕朋的小说擅于表达这样的主体时刻，并于焉呈现人物的命运以及抵抗的过程。无论是中短篇小说《红夹克》《方向》《北京户口》《刘大胖进京》《寸土寸金》等，还是长篇小说《文工团员》《漂二代》《花开岁月》，都能够以淳厚而不失尖锐的笔调，书写那些在抉择性时刻走向不同路径的人们，述及他们在特定历史曲折境况中的精神反馈及其回响。

中篇小说《运河的子孙》无疑延续了王昕朋长期以来对于现实历史的深切思考。贾康意图投资港口云飞港：“前些年国家对环保抓得不严不紧，小港口小码头处于混乱状态。可是这些年国家加大环保治理力度，一年比一年严，一座座小港口小码头撤的撤，并的并……”在这样的艰难情况下，贾康左右为难而且不得不面临经营转型，此时杨大宏让贾康同意转让港口，另起炉灶，重新开始。对于杨大宏而言，“云飞港到了我姓杨的手里，管叫它一年小变，三年大变，五年后成为这一段运河上最清洁环保、最美丽迷人、最挣钱养人的高科技、现代化港口。”他想建的是一个标准化高科技的绿色港口。在他们身上，可以看出一代实业家的实践伦理和生命逻辑，尤其是在当代中国，几代人延续至今而塑造的“新发展理念”逐渐成形：5年后，河湾运河旅游码头开业了，河湾古镇又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

小说中，杨大宏开的饭馆一共有3个股东，是他的3个跑船老伙计王运来、陈老扁和大兰子。王运来管理港口，陈老扁管跑船，饭店就交给大兰子负责管理。他们关切的是事业或曰家业的承传，这是子孙代代相传的百年基业。“杨大宏说，我说的是祖先，他们开挖了这条大河，让我们从古用到今，而且还会世代用下去呀。”在他们身上，折射出来的是百年中国现代史的曲折变迁，其中布满了无法避离的暗礁、难以刻度的潜流以及危机四伏的河道，但更多的是克服困境而获得的成就感和自豪感。然而，小说却没有将人物暂时经历的窘境和摇摆不定的心性作为刻画的内核，而更多聚焦的是他们精神的坚定以及由此延伸出来的内部的稳固。

不得不说，小说不仅写出了外部的政策、制度和社会总体氛围对环境保护和文化传承的影响，而且更以人物主体的内在精神自觉作为对焦的重心。其中比较引人注目的地方在于剖析了人物在现实变动中的疑惑和撕裂，特别是在新的历史情境下，既往的游戏规则和运行规律已然分崩离析，这个过程需要实业家艰苦卓绝的探索方能寻得出路，虽然如是之求索到最后也是前途未卜，但时代大变局中的人心变移，以及新的制度机制中的个体转圜，成为了运河的“子孙”不可回避的惶惑，这个进程也透露出他们几代人的精神积淀，尤其是“运河”所孕育的开放精神和进取意识，不断激励其“子孙”勇毅前行。有意味的是，小说在叙述运河的主体人群时，尽可能地调动了更多维度的他者，譬如官员、企业家、群众以及乡亲友朋等，借以重新审视那些运河边风雨飘摇的子孙，他们在运河两岸繁衍生息且奋斗不息。他们沉沉浮浮，面对厄运无怨无悔，经历顺境亦坦然淡定，这是运河无尽怅惘的悲歌，也是可歌可泣的生命赞歌。

话说回来，文本中关注最多的，还是生态环境与自然保护，这也是王昕朋在他的文学创作中一以贯之的叙事主题。从2013年写20世纪后半期生态保护的《消失的绿洲》，到2014年的长篇小说《花开岁月》聚焦乡土世界环境治理的困境、难题及其解题的繁难，再到《黄河岸边是家乡》《寸土寸金》等小说，这样的表达提示的是新时代中国对文化遗产和自然生态的保护要求，同时也是新的历史时期运河所遭遇的挑战与机遇——其内部的生态系统不仅包含着自然地理意义上的生活与生态环境，更意味着生活境地、地方风物以及人文传统。与此同时，王昕朋的散文创作也在更多元的层面对焦生态保护的宏大主题，如散文集《冰雪之旅》《会唱歌的沙漠》等，往往在引入矛盾重重的现实境遇之后，切入不同个体的心理困境，也由此洞见当代中国在剧烈转型期中呈现的文化征兆。

可以说，通过王昕朋充满自觉意识的系列文学创作，所呈现的“自然生态”观念，不仅指向的是外部的社会总体要求，以及通俗意义上的对于生存环境的存续发展的极大眷注；同时也意味着人物主体内部的精神净化，以及在幽深历史和残酷现实中的气性品质。

如前所述，在作者的叙述中，运河当然是文本的关键词，其不仅是人物存活和谋生的场域，而且能够贯通并整合“地方”；其既是地理性与生活性的存在，同时又兼具地缘政治与经济文化价值。进一步说，运河不仅承载着不同代际的人们的精神寄托，而且映射着国家民族的历史、现实与将来。不仅如此，运河还成为了主体性成长的印记和隐喻，从运河之历史迤逦和衍变中，可以重新想象那些或挣扎或奋进的现代主体。也正因此，王昕朋笔下的运河及其子孙身上所寄寓的，可以视之为形而下的谋生与奋进之境地，他们在其中饱尝人生况味，识别河流与时间挪移的秘密，更矢志不移地探询那富于象征意味的精神的升与沉、生命的存与灭以及历史的源与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