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救亡图存的烽火岁月，不少热血青年来到延安抗大，以投身于抗战的浪潮。其中包括一些原本在名牌大学上学的青年，复旦大学的韩雅兰就是如此。1937年4月，韩雅兰从延安给父母写了一封家书，信中说：“为国家民族求解放，做一点有意义的事业”，这就是那个时代青年的思想追求。

韩雅兰的家书

陕西妇女界代表与丁玲（着军装）合影，丁玲右后方为韩雅兰，抗战初期摄于西安。

这封家书是我母亲从陕北延安写给我外祖父、外祖母的，时间是1937年4月18日。

我的母亲叫韩雅兰，1905年生于陕西省蒲城县，20世纪20年代在陕西省立女子师范学校上学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1930年3月，母亲与父亲一起赴上海，到复旦大学中国文学系学习。1936年6月，母亲从复旦大学毕业，同年秋，由上海返回西安，在西安女子中学教书。1936年底，母亲赴延安参加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第二期学习。抗大第二期是1937年1月开学，到8月结束。我母亲是抗大第二期第四大队女生区队的学员。

母亲去延安之前，没有将此事告知我的外祖父、外祖母，到延安后虽曾几次写信回家说明，但一直未接回信。她怕老人生气，故于4月18日写了这封信，详细讲述了自己去延安的缘由，并介绍延安抗大的情况，以让父母谅解、放心。

在信中，母亲说：“亲爱的父亲、母亲：最近有友人从西安来此，听说父亲和母亲对儿之走很觉伤心，祖母恐怕更难过……当年玉妹被捕之事发生，大人连年节都不过了，星夜的赶到上海，为她设法，使儿等更感到父母爱儿女之心太迫切了。那时父亲回家后，曾给儿一信。嘱咐儿应安心读书，不要再像玉妹一样教大人担心睡不着……然而儿不愿做个时代的落伍者，不愿落人后……想大人看现在全国人民抗日的热情，也许会不再生儿之气……这里的物质生活比较外面苦些，但精神方面则比外面快乐得多……由西安来的学生很多，各地都有，赵师长的女和子都在这里，好些熟人，所以请大人放心。漂泊的女儿敬禀。”

我的外祖父叫韩望尘，外祖母叫原蕙。外祖父生于1888年，早年参加同盟会，积极参加了陕西的反清革命活动。1913年东渡日本留学，1916年回国，参加反对袁世凯和北洋军阀的斗争。1918年在于右任靖国军总部工作，后到靖国军第三路军第一支队杨虎城部工作。从这时起，他与杨虎城结成莫逆之交，协助杨部的巩固和发展。西安事变期间，他积极支持张、杨的义举，响应中共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号召。西安事变后，杨虎城被迫离陕并被关押，杨部遭受迫害，他不避危险，参与处理善后事宜。他拒绝国民党为其恢复党籍，出任《西北文化日报》总社长，坚持宣传抗日救亡活动，帮助中共地下党组织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外祖父先后担任陕西省政府委员，省工商联主任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务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代表和西安市副市长。1971年9月21日因患脑血栓而逝，享年83岁。

信中提到的玉妹是指我母亲的弟媳，即我的舅母杨玉珊。她于1927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女师中共第一届支部委员。大革命失败后，1928年末赴日本留学。1930年初，因参加中共与日共在东京举行的“银座暴动”，被日本警方逮捕，后被驱逐出境，返回上海。此后，她进入复旦大学教育系读书，同时在中共沪西区工委领导下，深入工厂，做女工工作。1934年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入狱。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出狱。在党的领导下，参加西安的抗日救亡和妇女运动。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母亲奉党的指示返回西安从事地下工作，参加陕西妇女抗日救亡运动。后患病，于1943年6月病逝，终年38岁。

母亲自我3岁时就离开了我，长期不在一起生活，再加上当时处于国民党统治区，作为地下党员，根据党的组织纪律，她不能把所从事的工作告诉我这个还在上初中的孩子，因此我对于母亲的情况基本不太了解。母亲去世后，由我外祖父和舅舅在西安南郊买了一块墓地安葬。

母亲去世后，外祖母把母亲的遗物交我保管。我在整理遗物时才发现了这封信，六十多年来，我一直珍藏着这封信作为纪念。2010年听说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正在收集民间家书，我已经是80多岁的老人了，不可能再把这封信长期保留在我的手边，就捐给博物馆，也许能给后来的人研究当时的历史多少有些帮助。

（韩蒲2011年口述，孙思怡记录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