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路遥的《早晨从中午开始》因写作体例、当时身患重病等原因，未能完成“文学回忆录”的基本史料任务。现有包括未来出版的路遥传记、年谱、考证和辑遗，会进一步扩充丰富它的内容。不过，即使目前已有路遥的史料，也存在不少漏洞和亟需补充的地方，相信今后，它会成为拉动路遥研究的主要增长点。本文仅就“路遥的家庭与家世”“交游及其它”及其它相关问题，进行初步的补遗、勘误和有限整理。

关键词

史料；作家回忆录；路遥

回忆录是研究作家创作的重要参考书，这不是说它们的史料价值已经完备。茅盾70多岁口述，经子女协助完成的《我走过的道路》（上下卷），在主要史实上应该真实可信，仍避免不了有所错漏。路遥有文学回忆录《早晨从中午开始》留存。由于该书在重病期间匆忙完成，加之作者重视精神生活和创作观念的写作理念，不难发现其中遗缺史料甚多。

受历史传统影响，陕西是一个重视辑存作家史料的省份。路遥去世刚半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即推出《星的陨落——关于路遥的回忆》（1993年6月）。在此之前，路遥病重住院照顾人之一的业余作家航宇，利用对作家生命最后三个月的所见所闻，也出版了《路遥在最后的日子》一书。此后的三十多年间，陕西关于路遥的“回忆”“祭年”“纪念”“重述”愈加密集，叠加增多，目前已有四五十种书籍问世。这种现象，在当代作家尤其是新时期作家中颇为少见。人们乐见的是，这些史料书籍，以及后来发表的“路遥家属访谈录”等文章，确实补充和丰富了路遥这本回忆录，对其不少缺失、错漏，也有很翔实的考查纠正。有些书籍对作家家世、交游和创作《人生》《平凡的世界》里里外外的重要史料，几乎等于“重写”。这无疑是对路遥这本回忆录的极大丰富。本文选取几个重要侧面，对这个“补充问题”做初步的研究。

一 路遥的家庭与家世

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不足13万字。该文学回忆录没有提及他家乡的县名、父母和家人（只谈到四弟），内中《路遥自传》说：“我于1949年12月3日生于陕北山区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在农村读小学，县城读高小和初中，青少年大部分时间在农村和县城度过。中学毕业回乡务农，一度教书，后在县城做“各式各样的临时性工作”（打工）。1973年入延安大学中文系就读。1976年毕业分配到省城的文学团体。1982年成为专业作家。他承认，“我的生活经历中最重要的一段就是从农村到城市的这样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

从一般作家“回忆录”看，它过于简单，故而史家批评说：“个人是全社会的一员，个人的行动不能离开社会而独立。我们要看一个人的价值，不能不注意和他有关系的。”与他关系最近的是家庭，其次家族，再次社会关系。于是史家提醒，“家族以外，师友、生徒、亲故”都应被“年谱”所注意。对自传之外材料，路遥有稍嫌粗糙且隐而不确的补充。例如，第37、38、111页写到与他相伴十年的四弟王天乐（其以助理身份，参与了《人生》和《平凡的世界》体验生活、构思和创作的过程）；有关“贫困农民家庭”的内容，在47、49、127和37页出现，其中七岁跟父亲“一路讨饭”过继给大伯家（王玉德）的创痛经历，格外醒目；初中读书的材料大部缺失，只在47页提到一句。小学和大学的记述字数见多，却仍不觉具体翔实。不过，127页“从小学时是第一名”，和20页上大学时勤奋读书的回忆，则给人留下好学生的深刻印象；1991年写这部回忆录的时候，路遥夫妻关系已破裂，故全书未见其妻林达的名字；然而，他对女儿路远深挚的父爱，在105、106页竟占一页半的篇幅，关于“孩子，我深深地爱你，这肯定胜过爱我自己”，在摊开“各种材料之前，先要把这两张照片”（女儿）拿出来的独白，令人为之动容。路遥创作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用时6年，搜集材料、体验生活、构思和写作的大部分时间待在陕北，且辗转于延安、榆林地区数个县城、煤矿，剩余时间回西安躲起来抄稿、改稿，与女儿聚少离多，形同丧失为父之责，因此有上述痛切文字。

路遥是著名作家，在新时期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部史料本应丰富的回忆录之所以难为研究者采用，大概有几个原因：首先，路遥写完《平凡的世界》时已耗尽全部生命热力，并被晚期肝病严重困扰，除急促写下这部带有“交代性质”的创作自述外，时间所剩不多；其次这部著作以“创作”为主，“回忆”为次，撰写体例也决定了这种结果；第三，当然也是最重要的原因，路遥离世刚43岁，从中外文学史的规律看，匆忙去世的作家还鲜有回忆录留在世间。然而就路遥对当代中国文学史的意义来讲，后继的研究者不可能不对其开展较具规模的“家庭”“家世”研究。因此，从成熟作家年谱的角度看，为弥补这一遗缺，“谱主事迹太少，要从各处钩稽”。

据厚夫的《路遥传》，路遥1949年12月2日出生于陕北绥德专区清涧县石嘴驿镇王家堡村，祖父名王再朝（生有三子一女），父亲名王玉宽（系次子），生母马芝兰，路遥官名王卫国。父母生育九个孩子，共六子三女，其中夭折一子。除后者，其余八人皆有姓名。王刚的《路遥年谱》，也称路遥生年为“1949年12月2日”。“路遥自传”却说是12月3日出生，与两书确认时间相差一天，不知何故。在这本回忆录中，路遥对上小学、初中只有零星叙述，从研究作家的角度看，不同时期的正规教育是不能遗漏的环节。所幸比路遥低几班的周海波，对这一文献做了比较细致的补充。海波说，1961年路遥考上县中心小学高小部，当时高小部共两个年级四个班，大约180名学生。学生分布有两种情况：一是县城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的干部和职工子女，以及城关大队农民的孩子；另一部分来自城关公社四十个村庄的农家子弟。前者在家里吃饭、住宿，后者在学校住宿、上灶。那时农村孩子能上高小的人极少，平均两个村庄才出一人。1963年路遥初中升学受到养父母阻拦（因家贫供不起），后经村支书刘俊宽协助得以读书。另据周海波回忆，延川中学总共九个班，初中六个班，高中三个班。初中每班50人左右，高中每班约30人。作家初中时期的读书心态、境遇和人事关系，在小说《平凡的世界》孙少平描写中有所呈现，颇生动鲜活，虽然有某些虚构、夸张成分。但它作为回忆录的延长性史料，依然可用。因1960年代中期卷入的那场是非，路遥上西安某中专的机会夭折，对他后来读延安大学中文系，有关读书、写作和交游的活动事迹，笔者曾有专文研究，不再赘述。

对于出身农村的作家来说，这种家庭对他日后人生道路有直接影响，在其为人处世、环境反应和心理情绪等方面刻下极深的烙印，同时是其文学描写的痛点和重心，路遥并不例外。他在回忆录《早晨从中午开始》第3页披露：“电影上映（指《人生》改编电影），全国舆论愈加沸腾，我感到自己完全被淹没了。另外，我已经成了‘名人’，亲戚朋友纷纷上门， 不是要钱，就是让我说情安排他们子女的工作，似乎我不仅腰缠万贯，而且有权有势。”但对他最大的困扰还是家庭负累，据曹谷溪回忆，以及梁向阳的史料考证，路遥需要补贴家庭所用，还要东奔西走、四处求人，为几个弟妹解决工作难题（在路遥看来，这是农民子弟彻底改变命运的必由之路）。令人遗憾的是“兄弟分手之殇”。路遥费力安排四弟王天乐先当煤矿工人，后将他由“工人”转成“干部”（《延安日报》和《山西日报》记者），两人有十年相伴的兄弟之情，临终前却未得到弟弟尽心照顾，人们对这段史实一直感到难以理解。航宇的《路遥的时间》，通过个人见闻和搜求材料，倾力将该谜团解开，他对了解路遥生活世界和精神气质的一个重要侧面是有贡献的。然而，这部在社会上产生很大影响的纪实性著作，却遭到了路遥家人反驳，认为该书“污蔑”了王天乐人格（在弟妹回忆里，他像大哥路遥一样默默扛着家庭的重担，大哥临终未能亲自照顾，则“另有事缘”）。

对路遥家庭、家世材料补充较多的，还有张艳茜的《平凡的世界里的路遥》一书。作者1985年西北大学中文系毕业分到《延河》杂志，曾为路遥同事和下属，有就近观察的基础，又掌握较多材料，因此该书的史料值得注意。它证实《平凡的世界》里描写的煤矿工人安锁子，乃是“路遥在鸭口煤矿交下的一个朴实厚道的采煤工朋友”，该人16岁从临潼老家来矿上做工，熟悉井下生活，为作家描写矿工真实生活提供了珍贵素材。另有申沛昌主编的《路遥与延安大学》、马一夫、厚夫的《路遥纪念集》、王云风的《延安大学校史》、申晓的《守望路遥》、路遥纪念馆的《路遥研究》（季刊）、邢仪的《知青·陕北速写集》和王刚的《路遥纪事》等，也是不能忽视的史料书籍。

二 路遥的交游及其它

在古代文学中，作家交游是研究界耕耘很深的领域。现代文学对鲁迅这方面的研究，依然新见不断、佳作迭出。文艺理论家指出，从作家的“交际圈子”，可以辨认出他们属于哪一社会阶层、集团。有的国家的古典文学，“试图详尽地阐述俄国贵族的许多集团和次要集团之间的差别，由于普希金和果戈里、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等作家曾继承财产而且早期与贵族有交往，因而可以证明他们是属于这些贵族集团的”，他们提醒，“但这很难证明这么一个结论，即普希金就代表了没落的拥有土地的贵族的利益，而果戈里则代表了那些乌克兰的小土地所有者的利益”。这些分析对上述作家有针对性。然而，有些观点却对路遥无效，一个作家出身、社会地位和立场引起的各种问题，“只占一个很次要的部分”。

路遥生长在陕北，成名在西安，一生都在陕西本土直至离世。相较于周游四方的作家，对他交游史的史料搜集整理，按说相对简单，其实不然。粗略来说，以他的文学创作为中心，其交游研究大约在“陕西文坛”“陕北朋友圈”和“省外交游关系”三个范围。有关第一个范围，笔者依靠本地文献做过初步摸排，曾有整理性的研究。第二个范围，涉及路遥最重要的小说《人生》《平凡的世界》在陕北撰写等事迹。由于没有经费，他深入生活和写作过程中在各县市的住宿饮食问题，都需地区和县镇领导帮忙，一些轶事已在文章里谈到，有些则因史料匮乏而无法展开。路遥文学起步在延川县城，文学教育在延安大学，成为“作家”则在省城西安。这个三级跳，勾画了他文学道路的全部景观。我在两篇文章中研究过这一曲折过程，由于受史料阻碍，一时难以继续细化和落实。

1970年2月，因曹谷溪推荐，路遥从乡下到延川城关公社“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做临时工（暂住县百货公司宿舍）。围绕县革委会通讯组、宣传队、《山花》杂志，有一个延川文艺圈子，成员是曹谷溪、闻频、白军民、陶正、林虹、林达、刘维华、吴月光、杨圣敏、解明明、舒展、张景晶、申安秦，石焕南、张兴祥等。闻频后来成为知名诗人，曹谷溪属半成名，其余默默无闻。在闻频眼里，路遥有“许多怪脾性”，比如痴迷雨和雪，尤喜“独自踏雪夜游”，桌面还要“清洁整齐”，才能“进入创作”状态。1973年上延安大学，来往较多的是白正明、徐来见、刘凤梅、曹谷溪、贺艺、闻频、晓雷、李天芳、白龙，这个关系圈的人有作家，也有其他社会职业。曾有一些人写过回忆路遥的文章，相对重要的线头还是曹谷溪和闻频。三年后路遥毕业分到陕西省文艺创作研究室（后抽调至《陕西文艺》任编辑。该刊后恢复原名《延河》），由县域终于进入了省城文艺圈。在省城，他交往过的前辈和同辈作家和编辑有：柳青、王汶石、杜鹏程、胡采、贺鸿钧、李若冰、董得理、李小巴、贺抒玉、董墨、汪炎、贾平凹、陈忠实、王愚、李星、肖云儒、畅广元、张子良、莫伸、白描、高建群、李国平、邢小利等。

路遥创作的基地在陕北，因此县市级领导、友人和同学是基本关系网。在散布各处的零星史料中，可发现他们时隐时现的踪影。王天乐说，写《平凡的世界》第三部时，中国文联无法再预付稿费，路遥一时没钱购买香烟、咖啡，“没有这两样东西，他什么也干不成”。没办法，我找了榆林地区一个领导朋友，“他马上叫来一个人，说先拿十条恭贺新喜、五瓶咖啡送到路遥房间。”“他说这是犯错误，但为家乡的作家，咱就犯它一次吧！”在写作过程中，这类事“不知发生过多少次”。吴天明回忆，路遥在甘泉写《人生》，借助县文化局长张弢的关系，张上报县长吕少敏，得以在县招待所免费吃住，有时还需在朋友家打点牙祭。1986年夏写《平凡》第二部，路遥转战位于陕北西北角的吴起县。吴起1935年是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的最初落脚地。路遥来此有这样考虑，吴起县委副书记张益民是他延川中学的同学，两人关系一向密切。张把他安排在县武装部一个小窑洞，窑洞出奇阴凉，路遥又在房间生一个小火炉平衡温度。另外还有，“王天乐接到他哥哥的电话，很快来到西安。路遥见到王天乐，对他说，清涧县委的尤书记邀请我回去，我也想回清涧一趟。”……除此之外，对路遥创作有帮助的省外作家、编辑，也是他交游史料的来源之一，如秦兆阳、王维玲、蔡葵、白烨、刘茵、李金玉等。

目前查到的是散见于不同杂志、书籍里的回忆文章，更为丰富的史料矿藏有些在地方报刊，有些则在民间。我认为在两个领域有开掘的可能：一个是路遥留存世间的手稿、创作笔记和书信的整理。航宇在著作中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线索：路遥存放自己房间的柜子被王天乐兄弟用车拉走。“有满满一柜子的东西，可能是他的手稿，还有一些照片和书信。”两兄弟先后早逝，这些珍贵史料可能仍然在王天乐遗孀手中。这些笔记、书信，是路遥生前与许多作家、编辑和朋友的交往轶事的真实记录，在公开史料中很难见到，因此极为珍贵。笔记书信是一独特文体，带有个人私密性质，并非读者面对的公共读物。史家指出，“书札同于其他文字记录”，但因“没有发表意图，也无欺骗的必要”，故价值高于一般史料，在古代。“可信的价值高于奏折”。“信札是重要史料”，因此它们在某些重要历史人物研究中占有相当突出的位置，“曾国藩从事政治活动二十多年，写给文武将吏公牍少而私函多，李瀚章编辑其全集，内有书札二十七卷，一千八百四十一件，五十余万言。”但研究者也不能把这种史料过分理想化，它透露的某些信息，需要特殊处理。曾国藩给上峰报告军事失利的消息时，曾有将“事迹缩小，而夸大有利的方面”，以至“隐瞒真相”的问题；路遥央求曹谷溪给弟弟解决工作的书信，那种自我矮化的姿态，同样令人醒目。尽管二者性质完全不同。熟悉路遥的曹谷溪，曾对他“忽略”“亲情、友情”，“常常要朋友为他办许多事情，可是，自己却不大乐意为朋友办事”的性格缺点，有含蓄批评——这些书信的“真实程度”，在这些私人书札中得到证实。当然路遥书信的更高价值，还在使研究者得以了解他创作从起步到千折百回的过程，这些真实心态、情绪和思想，是作品无法描写的另一侧面。因此对书信的研究，成为研究作家作品的另一重要维度。路遥是否还有一部分书信存于他前妻手中的问题（因其不接受采访，故难窥知真相），也需进一步探访。假如不存，也殊为可惜。

二是与各方面关系的来往书信。2021、2022年秋冬之际，在延安大学、榆林学院分别召开的路遥研讨会上，曾有学者呼吁整理作家与陕北友人的书信。这些数量不菲的书信存于民间，是研究路遥的秘藏所在。随着路遥故世影响日增，它们俨然已是珍贵“文物”。作家文物公开拍卖是一时风气，但假如“捐献”给路遥纪念馆、文学馆，同样是保存和整理的理想形式。在梁向阳披露和研究的“路遥1980年前后给谷溪的六封信”之外，王刚《路遥年谱》对其它书信也有一定的展示。如1981年9月21日致中国青年出版社资深编辑王维玲信，谈及对自己以前的短篇都“不很满意”，而刚完成的这部13万字的中篇（指《人生》），把他搞得“很苦”、“很吃力”；11月11日王维玲回信称，他和编辑室的同志，怀着“极大兴趣”，“一口气把你的中篇读完”，同时，对小说结尾、马栓、高加林和德顺爷爷的不足，提出了具体修改意见；1982年1月6日王维玲写信给路遥，31日收到路遥回信；4月2日路遥再致信王维玲（路遥致王维玲的信应该较多）……1983年1月25路遥复信批评家李炳银；1986年7月27日致信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编辑李金玉，内容谈到《平凡的世界》的封面设计；1987年7月8日致信批评家、《花城》主编谢望新，提出《平凡》第二部仍希望在该杂志发表，并说二部“投进了我的全部精力和热情”（长篇曾遭杂志退稿）；目前来看，私人通信较多者是曹谷溪、周海波。《年谱》还展示过与其它人通信的信息。有的是文学界人士，而有些是社会朋友。不过，这部年谱却鲜有陕北书信史料，而本省书信也不见多，足见这方面的工作还开展不够。

王刚所著年谱，前后花费五六年时间完成，从搜集路遥书信的角度看，是目前路遥研究专书中最多的一部。作者勤奋所致，极大地补充了这位作家回忆录不叙和遗漏的史料，对路遥研究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贡献。由于这部年谱撰写体例原因，上述通信的出处多为不详。有些书信仅提到某年某月某日，未述信的内容。而个别书信，是否转引自其它渠道而并非真件、真迹，也仍有追究和继续考证的空间。在下一步研究工作中，书信会是路遥史料的主要采集点。因为书信不仅详细记载路遥的交游情况，也是他性格、心境、社会身份和家庭及其它生活变故的真实记录。

三 史料对路遥创作情形的补充问题

据史料记载，路遥的第一篇文学作品，是发表在延川县中学学校墙壁上的诗作《我老汉走着就想跑》，因其1992年8月6日在延安地区医院住院，所以年初在西安完成的《〈路遥文集〉后记》，大概是最后一篇作品，创作生涯刚好23年。对路遥创作情形的史料补充，除厚夫、张艳茜、王刚的“三书”外，目前仅见李文琴编、2006年出版的《路遥研究资料》。在这本“资料”问世的18年间，未见同类资料出版，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遗憾。

与前面的“路遥家庭与家世”一样，“路遥创作情形”同为这位作家研究的基础史料。在全国性批评的关注点以外，不能忽视的是陕西本省批评家对路遥创作的解读和分析。一定程度上，路遥创作的成长始于陕西，《人生》《平凡的世界》的写作、修改和完成，也都有本省资深批评家的汗水。李小巴1973年夏在延川就认识还是临时工的路遥，是一位对其创作起步阶段有过影响的批评家。“一直到1985年，近15年间，他几乎隔一两天就要到我家来，在我的小书斋里交谈。”他的第一部中篇《惊心动魄的日子》“写出后先拿给我看”，两人交换意见，前者也提出过一些修改建议。路遥的《人生》，“我用了两天时间看完了这部作品，第三天和他交换了意见”。李认为主人公“乡村”部分写得好，县城生活相对逊色，他提出“应加强主人公传统农村生活方式与现代观念间的心理冲突，不要过分缠绕在爱情这一模式线中。我还列举了《哈萨克镇》《告别马焦拉村》等作品”。路遥说《人生》和莫泊桑小说重名，我说“这无妨”。我认为这段“农村生活方式与现代观念的心理冲突”的谈话，延伸出路遥“城乡交叉带”的创作理论，这一认识路遥一生创作的“关键理论点”，后被研究界广泛引用。

李小巴、王愚、李星等人分别对路遥早期创作（也包括后期创作）有过深度介入，这些史料虽不新鲜，它们的价值却不寻常。纵观几十年的路遥研究，他们评价路遥作品的观点，不少是可作“第一”“开端”“起源”来定位的。来看他们以下的意见：1993年，李小巴就论及到路遥和作品的总体气质：“好多评论文章只看到路遥是‘农民的儿子’这一点，而忽略了另外的却是很重要的一点。”他说，路遥一直在努力摆脱“农民儿子”带来局限性、狭隘性。他总是努力“脱出壳来”回首自己熟悉的农村社会生活，并把分析社会生活的立足点提到了全景式俯瞰的高度。这无疑“给他的作品提供了较大的构架，也使他的作品有一种逼人的气势”。所以路遥“对文学表现出的美很注重，也有自己的个性追求。他的每一部作品都力求在格调上表现出高尚的庄重感”。王愚指出，路遥基于对陕西历史短板的深刻认识，他给当代文学提供了一个农民“进城”的分析视角。通过高加林、孙少平等农村知识青年形象的塑造，其作品“展现了转折时期城乡交叉的社会矛盾，揭示了重叠复杂的人生纠葛，把新一代农村知识青年（也不仅仅是农村青年）的思索、追求、理想、奋争以及他们‘先天不足’的弱点和‘后天失调’的缺陷一一披露出来，显示了当代青年崎岖不平而又充满生气的人生道路”，这是作品主人公“引起了相当广泛的影响”的根本原因。李星强调，路遥关于“城乡交叉带”的表述，应该成为“我们理解他目前绝大部分作品的钥匙”。

在当代文学史中，李小巴、王愚和李星等1985年前后的文章，毫无疑义是路遥研究的第一批重要成果。他们所指出的，路遥具有“较大的构架”和“崇高的庄严感”，由此构建出了“农民进城” “城乡交叉带”和城乡社会的“心理矛盾”这一创作视野等观点，多为批评界吸收，并进入到文学史视野，成为高校教材的公认成果。例如批评家雷达对“较大的架构”、蔡翔对“城乡心理矛盾”、李建军对“崇高的庄严感”的借鉴，陈思和、丁帆主编文学史教材对这些观点的有益吸收等。这是因为，文学批评与史料研究虽有不同，却可以相互弥补；因为它的“在场感”，它的历史鲜活性，具有其它史料所没有的独特价值。在史料挖掘还不够的地方，文学批评在此发挥着作为文学考古引线的作用。正如研究者所强调的，作为重要的文学史史料，文学批评揭示了作家创作过程的“无意识领域”，深化了对作品的认识，它们对作家的创作自述、访谈和回忆录，仍不失为有意义的补充。况且文学批评具备“想象力”和“移情作用”，这种“重建历史的企图导致了对作家创作意图的极大强调”，而且“如果我们能够确定作家的创作意图，并看到该作家已达到其目的，我们也就解决了文学批评的问题”。

在陕西本省的文学批评、文学史研究队伍以外，路遥胞弟王天乐有关路遥创作的回忆也值得侧目。他在世时候发表过两篇具有史料价值的文章，其中，以《苦难是他永恒的伴侣》最为知名。与本省批评家不同，王天乐对路遥创作的观察，具有“近距离”“贴身”等特点，这当然是作家家属的独有叙述风格。比如他说在延安宾馆，他与大哥三天三夜“长时间对话”，为《人生》提供了写作素材，也包括人物原型。在这次谈话中，他彻底了解了“我真实的生活”，我也完全知道了“他的创作历程，包括隐私”；另外他披露，由于没有创作经费，路遥只能通过朋友关系借住于各地宾馆、招待所，来解决吃饭问题，鉴于经济和精神的多重压力，他的处境经常“到了无法生存的地步”。由于神经特别脆弱，田晓霞的死都对他产生过极大的刺激。不过要指出的是，在研究史料对路遥创作情形的补充性叙述中，也应该谨慎地看待家属史料，有分寸地采用，是史学对史家品德的基本要求。在八九十年代的《新文学史料》杂志上，不同家庭的作家家属由于传主历史积怨，而提供的充满矛盾的“证词”，就曾给文学史研究造成过损害。

总体上看，由于2006年以后“路遥研究资料”整理工作的不顺畅，使得陕西本省批评所建构的对路遥创作的基本认识、范畴和范式没任何变化，当然也谈不上进展。在这种情况下，不妨把外省批评纳入到这一研究领域之中，比如雷达的几篇代表性文章。他的文章，鉴于经过历史沉淀和检验，已可以作为“史料”来使用。沿袭李小巴的“较大的架构”之说，他《诗与史的恢宏画卷——论〈平凡的世界〉》一文的路遥研究不仅更为全面，而且境界格调上有明显的提升。该文结合路遥创作对“1975-1985”中国历史的深刻认识，聚焦并丰富了路遥回忆录只言片语的叙述，对纯史料考证式的补充，也是一次照亮和提点。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原载《当代文坛》2025年第4期）